介绍： “天变不足畏”是“少数人的真理”，王安石对这一点应该心知肚明。

王安石刚刚开始制定变法的计划时，保守派的官僚士大夫们全拿“天变”来恐吓宋神宗，意图以此来阻挠变法的进行。

熙宁七年的大旱终于给保守派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人们最盼望的就是风调雨顺。对雨水的重视，促进了雨水上报制度的形成...

介绍： “天变不足畏”是“少数人的真理”，王安石对这一点应该心知肚明。

王安石刚刚开始制定变法的计划时，保守派的官僚士大夫们全拿“天变”来恐吓宋神宗，意图以此来阻挠变法的进行。

熙宁七年的大旱终于给保守派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人们最盼望的就是风调雨顺。对雨水的重视，促进了雨水上报制度的形成。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奏报雨泽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形成的一个惯例。州县一级的官员必须定期地向朝廷上报当地的降水及农业生产情况。宋代雨量上报制度更趋完善。包括雨是几时几刻下的，入土几尺几寸，都要记录上报，甚至上报雨量的时限也有规定。

熙宁七年的旱情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深居简出的神宗皇帝以自己的方式密切关注着天气变化，一有雨水发生，便会叫人到宫中的一块地上，用锄头挖地，看看雨水渗入土中的深度。这年九月的一天，因为连日阴雨，皇帝高兴地告诉他的辅臣说：“朕宫中令人掘地及一尺五寸，土犹滋润，如此必可耕耨。”然而，虽然皇帝本人在皇宫里可以令人掘地获知雨量大小，但是对于各地的雨量，他却很难得到真实的汇报。
在当时，上报雨量是由地方官员负责，而非由专门的机构执行，这为弄虚作假提供了方便。当时上报的情况往往是瞒报虚报，“诸州县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劳，一寸则云三寸，三寸则云一尺，多不以其实，不可不察也”。那么官员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若以天人感应的观点来看，这事就好理解了。雨量大小就是官员政绩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皇帝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下不下雨，下多少雨，直接影响着官员的升降。遇到大旱，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地方官员就把灾害的程度说得尽可能小些，以此来表明自己对于本地区的治理是不错的。比如同是在熙宁七年，京东、胶西、淮浙等地的旱灾还并发了严重的蝗灾，有人却说“蝗不为灾”，是“为民除草”。

皇帝受到了地方官的蒙蔽，这让保守派抓住了契机。因为他们想到，揭露这种现象，向皇帝如实报告灾害的严重，甚至夸大其词，将使得王安石的“罪过”更大。

正是熙宁六、七年间旱魃肆虐、流民潮起之时，监守安上门的郑侠每天都能看到流民，老幼扶携，瘦弱愁苦，身无完衣。郑侠把自己看到的民生困苦，于当年三月画成著名的《流民图》，并拟就奏疏，假称“急密件”，骑马送达专为皇帝收奏折和案件的“银台司”，直接送到皇帝手上。郑侠说他的《流民图》中所描绘的场面，只是他在安上门上亲眼所见，“百不及一”，外面的实情比他所看到的更为严重。

郑侠的浓墨重笔，胜过诗人的音律神韵，冲决了禁城红墙，把一群血泪交加的流民生活图景送进了皇帝的寝宫，那一张张饥饿变形的面孔，使宋神宗惊骇万分，不由大骂王安石误国。慈圣、宣仁二太后看过《流民图》，也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

于是，宋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王安石的精神支柱是“天变不足畏”，而宋神宗的心理底线则是“天变足畏”。只是看“天变”到什么程度。而《流民图》所展现的“天变”的程度已经超过了皇帝的承受范围。

四月十八日，司马光提交《应诏言朝政阙失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皇帝早下决心废除新法，罢免宰相。

于是，就在司马光上书的第二天，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罢去宰相之位，带着多病的妻子和“以病告假”的儿子离开京都汴梁，前往江宁府出任太守。

离开京都之时，他写了一首绝句：“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回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虽然王安石忠君报国之心溢于言表，但是一场天灾最终使他失去了相位。“熙宁变法”就此结束了王安石时代。
据说宣布罢免王安石宰相的当天，京城的上空果然降下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雨，当然，这场雨并没有能真正缓解当年的旱情。

本文节选自《中华遗产》杂志2010年第3期《熙宁七年的雨》
撰文：曾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