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冯·卡拉扬(德语:Herbert von Karajan,1908年4月5日-1989年7月16日),出生于萨尔斯堡,奥地利著名指挥家、键盘乐器演奏家和导演。卡拉扬在指挥舞台上活跃60 年。他带领过欧洲众多顶尖的乐团,并且曾和柏林爱乐乐团有过长达34年的合作关系。他热衷于录音和导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像资料,包括众多的管弦乐,歌剧录音和歌剧电影,涵括从巴洛克,到后浪漫主义欧洲作曲家,甚至部分现代乐派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如贝多芬的交响曲还被多次录制。卡拉扬在音乐界享有盛誉,甚至在华文世界被人称为“指挥帝王”。
赫伯特·冯·卡拉扬于1908年出生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这里曾经诞生过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作曲家莫扎特。卡拉扬的家庭原籍是希腊。自他的祖辈移居到奥地利以后,这个家族就不断地出现著名的人物,由于祖上的功名着著,先后有两名成员被当时的奥皇封为男爵,所以他的家庭一直是属于贵族家庭的,卡拉扬全名中的“冯”字(von),即是一种贵族的标志。
卡拉扬的父亲恩斯特是一位医生,但他同时又是一名出色的业余音乐家,经常在莫扎特音乐学院的管弦乐队中演奏单簧管。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庭音乐环境的熏陶,卡拉扬从很小便显露出了极为出众的音乐才华。他从四岁开始跟随弗兰兹·列德文卡学习钢琴,八岁时就已经举行了公开演奏会,由于才华和技艺的出众,他曾被当时的舆论界公认为未来最有前途的钢琴演奏家。卡拉扬从八岁起就在家乡的莫扎特音乐学院中学习,为时10年。这里受到的音乐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继续跟随弗兰兹·列德文卡学习钢琴外,他还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唱诗班中参加合唱,另外更是师从弗兰兹·绍尔学习和声。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扬作曲和室内乐的老师博尔哈德·包恩伽特勒,他很快就发现了卡拉扬身上的潜能,并对之显示出父亲般的关怀。卡拉扬经常驾驶老师的军用摩托车在郊野狂飙。包恩伽特勒不但诱发了卡拉扬对绘画和雕塑的兴趣,也正是他鼓励卡拉扬后来走上指挥道路。
但卡拉扬音乐方面的成就似乎还不能让他的父母下定决心,让年轻的卡拉扬将来以音乐为生。母亲马塔总希望卡拉扬能当上一名银行职员。务实的父亲则曾劝他说:“我知道你有音乐方面的天分,但你总得学一些实用的技术来糊口。”顺从父亲的意愿,在1926年卡拉扬从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毕业后,去了维也纳进入维也纳工业高校学习。不过他并没有离音乐而去,在研修技术的同时,还在维也纳大学入读音乐科学系和在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学习。他在维也纳跟随新老师约瑟夫·霍夫曼学习钢琴,还同时向亚历山大·温德尔和弗朗兹·绍克第一次学习他日后的职业:指挥。年轻的卡拉扬当时具有一个钢琴演奏家的一切音乐才能。不过后来卡拉扬手指的腱鞘严重受伤,不能痊愈,这让他不得不在通往钢琴家的路上止步,转到指挥的途上。他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心倾听了维也纳歌剧院所上演的理查·施特劳斯和普契尼的全部歌剧作品以及亨德米特、克申涅克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许多现代派歌剧,同时还大量观摩了像富尔特文格勒、克劳斯、托斯卡尼尼和瓦尔特等指挥大师们的排练和演出,从中学到了很多他所渴望学到的东西。
卡拉扬首次登台指挥是在1928年12月17日,他在老师冯德勒主办的一次学生音乐会上指挥学院乐队演奏了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的序曲。这次演奏受到了很多在坐的人们的好评,而20岁的卡拉扬,也终于首次尝到了作为一名指挥所具有的独特味道。
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可能意识到,当时毫无名气的他在维也纳很难找到工作,于是他决定回去萨尔茨堡一试。在这里,他有着父母、朋友和熟悉他的人的支持,也有着当年自己作为神童钢琴家时所留下的影响和印迹,他意识到,自己的艺术生涯还是应当从这里起步,于是,当他回到萨尔茨堡之后,便开始精心策划了一场较有影响的音乐会,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音乐会被确定举行了,卡拉扬将在这里指挥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演出,在他的演出节目单上,赫然地印着这样一些曲目:柴科夫斯基的《e小调第五交响曲》,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音乐会的演出很成功,人们不住地向这位青年指挥家报以掌声。然而这场音乐会的最重要的意义却并不在于此,谁也没有想到在音乐会的观众席上,坐着乌尔姆市立剧院的经理,这位经理在听完了卡拉扬指挥的音乐会后,立即跑到后台找到了这个小伙子,邀请他到自己的剧院试奏。经理在再听过卡拉扬的指挥后,决定聘任这位年轻人在剧院指挥歌剧,月薪约为20美元。于是,乌尔姆之职成为了卡拉扬指挥事业的正式起点。
乌尔姆市立剧院并不是一座大剧院。应付小歌剧时,乐队只排出17人的编制,就是正式的歌剧,乐队也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4人。舞台比一个大房间大不了多少。设施简陋,人手不足,卡拉扬要参与歌剧制作的方方面面,甚至要自己去拉帷幕。但此正是用武之地,而多年之后,卡拉扬还是非常怀念这段日子,认为乌尔姆正是自己成长的好地方。到任后的卡拉扬,稍事适应后立刻着手工作。他并没让人失望,1929年的3月上演了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的确不能不说是卡拉扬所创造的一项奇迹。从这以后,卡拉扬便以自己的坚韧毅力和刻苦精神,苦苦地经营着这个剧院,使其在自己的任期从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他领导这家剧院的五年时间,每年都要上演大约六部歌剧,而在这些歌剧中,竟包括着像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和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这样的艰辛而大型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指挥该院乐队举行了为数众多的音乐会,从而使乌尔姆的音乐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起来。
在1929年,卡拉扬接受母校莫扎特音乐学院邀请,担任其国际基金会夏季课程指导。而在乌尔姆方面,虽然其条件像上面说到的受到限制,但卡拉扬还是忠心地留在那里。因为当时德国正一步步陷入危机之中,失业率高踞,卡拉扬当时不见得有多大希望在乌尔姆之外的地方觅得新任。可是,在乌尔姆5年之后,卡拉扬还是离开了乌尔姆,并不是完全出于他的自愿,而是剧院解雇了他。经理解雇他的理由很耐人寻味,他认为卡拉扬龙非池中物,长久的被锁在乌尔姆并不能让他进一步有所成:
“您在我眼前工作了足足五年。您现在是更优秀更成熟了。我们这里是小城一座,在这里工作的人出不了头。而客座指挥又不是常事。您颇有滞足于此之虞。据我看,您能成大器,而我们下一年也不会再聘任您了。您目前得迷茫和消沉一下了。”
长远来看,卡拉扬确实应感谢剧院经理这一猛烈举措。但短期来看,失业却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当时25岁的卡拉扬流落街头,就业机会渺茫,在新的工作岗位被发现之前,他要渡过多个半饥的无眠之夜。
1933年纳粹党上台,德国音乐人才急剧衰减。就在那一年,布鲁诺·华尔特,克伦佩勒,埃里希·克莱伯,弗里兹·布什被迫离开德国。有着犹太血统的作曲家作品被禁,马勒或是勋伯格都在此列。而欣德米特的歌剧《画家马蒂斯》被禁,富特文格勒为此大闹纳粹,辞去了其身上所有的终身职务,以47岁的年纪暂时退休。
而在这些大事发生不久之后的1934年,卡拉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亚琛市立剧院的音乐会指挥和歌剧总监。这个剧院比乌尔姆的高一个档次,这里有着大型的乐队和合唱队,也有着良好的剧场和有修养的听众,卡拉扬在这里得以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在亚琛市立剧院任职期间,他有机会指挥了瓦格纳庞大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同时他也开始作为一名小有名气和影响的青年指挥而被邀请到柏林、维也纳和一些其它的欧洲名城中去担任客席指挥了。到了1935年4月12日 ,卡拉扬更是被任命为亚琛市立剧院音乐总监。卡拉扬以他当时27岁的年纪,成为了德国最年轻的音乐总监。但是,卡拉扬得作出一项妥协:加入纳粹党。卡拉扬不谙政事,只要针不到肉,他也懒得去理政坛上的风风雨雨。但1933年之后德国的形势和此时的饭碗问题,使得卡拉扬作出决定,成为纳粹党员。
虽然当时德国在政治上极端压抑,第三帝国的文化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具有“党员”身份的艺术家,其工作条件非常优越。而纳粹党头头对艺术也显得十分阔绰。卡拉扬和富特文格勒一样,在帝国内不断地指挥音乐会。到了后来,卡拉扬在由赫尔曼·戈林掌管的柏林国家歌剧院工作,后者给与了卡拉扬极大的自由度。
1937年,卡拉扬应布鲁诺·瓦尔特的邀请赴维也纳歌剧院指挥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虽然这是一次成功的演出,但卡拉扬本人却对此行很不愉快,因为实际上在他到达维也纳时,才知道他与乐队的排练计划已被取消,这使得他不得不在基本上没有排练的情况下进行演出,而更使他不满的是,那些担任主角的歌唱演员排练时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给排练和演出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演出结束后,维也纳歌剧院曾邀请卡拉扬担任永久性的指挥,被卡拉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又回到亚琛。但是卡拉扬通过这次演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了解。
在个人方面,卡拉扬在1938年7月26日与亚琛轻歌剧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罗夫结婚。但是卡拉扬关注得更多的是其事业,卡拉扬在霍格罗夫与戈林夫人的友好关系的帮助下进军柏林并成功立足。1939年,柏林德国歌剧院由于富特文格勒受“兴德米特”事件影响被解职而空出了常任指挥位置,卡拉扬接替了这个位置,并很快获得成功。他还在1940年2月18日于理查·施特劳斯面前上演了其歌剧《厄勒克特拉》,并得到作曲家的首肯。卡拉扬也到过被占领的巴黎演出瓦格纳的作品。而且其录音生涯也即将开始,他与DG签下第一份合约,期至1943年。卡拉扬的第一个正式录音,是指挥柏林国立乐团演绎莫扎特的《魔笛》序曲。
移师柏林后,卡拉扬和霍格罗夫之间不稳定的夫妻关系最终破裂。不过很快到了1942年,卡拉扬便与另一位女士安妮塔·居特曼结婚。而新婚10天后,卡拉扬宣告退党,这可能与其新妻祖父是犹太人有关。碰巧的是,卡拉扬亚琛和柏林两地的合约过期。这一退党举动使卡拉扬又一次失业,成为政府和纳粹眼中的“不受欢迎的人”。希特勒曾因卡拉扬一次《纽伦堡的名歌手》的败演而极其不满,加上他认为富特文格勒是指挥界唯一的国际巨星。所以综合起来,只要纳粹一日当政,卡拉扬就毫无就业的希望。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但盟军对其前纳粹党员的身份要进行调查,再加上富特文格勒的阻挠,卡拉扬的半退休状态似还没有尽头。他被禁止在德国和奥地利演出。这段时间可谓是卡拉扬最灰暗的日子。
幸好此时卡拉扬得到了两个人的帮助,走出了困境,成功复出。一位是华尔特·李格,当时英国EMI公司的古典音乐唱片制作人。另一位则是卡拉扬的导师和好友,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李格是因为偶然听了卡拉扬战时录音: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暗暗奇之,遂决定让卡拉扬与EMI签约并尽力为其录音活动去取得官方许可。他奔走游说,成功地令有关当局放宽了对卡拉扬的演出限制。
非纳粹化后的卡拉扬,很快就成为了欧洲音乐生活的中坚力量之一。1948年,卡拉扬开始了与卢塞恩国际音乐节、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合作,接受了维也纳歌唱协会终身艺术指导和维也纳交响乐团(Wiener Symphoniker)首席指挥两职,并将它们训练成一流的音乐团体。在伦敦,他则与爱乐管弦乐团紧密合作,并在接下的几年陆续制作了一系列名盘,还有他自己的第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
战后的柏林爱乐几经危机,除了乐队本身需要重建,人员要添补外,首席指挥问题始终需要解决,先是首席指挥里奥·波查德被占领区士兵误杀,后来由年轻的切利比达克短暂接掌。1947年富特文格勒归来,但在种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他要一直待到1952年才下定决心出任乐团首席指挥一职。但此时的富特文格勒已经力不从心。他的耳聋日渐严重,他需要西门子公司为指挥台安装线路设备,以便听到乐队的声音。而且富特文格勒人缘欠佳,与其他指挥以及乐队成员的关系都比较紧张。富特文格勒当时一心扶植切利比达奇接任他。但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去世后,卡拉扬在与切利比达奇的竞争中轻松战胜了对方,不仅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而且成为终身艺术指导。
而柏林爱乐在任命卡拉扬成为自己首席指挥之后,虽然与伯姆,约胡姆和朱利尼等客席指挥有过不少合作(大指挥伯恩斯坦也只有过惊鸿一瞥,与乐队演出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与卡拉扬在一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卡拉扬的乐团”。卡拉扬与乐团录制下的大量唱片,巡回演出,极大地提升了乐团的知名度,使之柏林爱乐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音乐团体,同时也为乐团成员带来了大量财富与名誉。乐团成员组合成为多个室内乐团,管乐合奏团,都不忘带上柏林爱乐的衔头。而卡拉扬也并未对此有多大微词。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扬在欧洲炙手可热。1956年,他成为维也纳歌剧院常任指挥,又相继被欧洲各大乐团和歌剧院聘为音乐指导和指挥,其中包括斯卡拉歌剧院、维也纳爱乐乐团、伦敦爱乐乐团、巴黎管弦乐团等,他还是萨尔茨堡、拜罗伊特等音乐节的艺术指导,由此而成为音乐王国的“帝王”,有“欧洲音乐总指导”的称号。
1959年,卡拉扬再次为DG公司录音,和柏林爱乐乐团制作出自己第一张立体声唱片,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同时也标志着柏林爱乐,卡拉扬和德国唱片公司铁三角长时间的合作的开始。当时的卡拉扬虽然与EMI有录音合约在身,但是柏林爱乐却与德国唱片公司签下过合同。因此合约需要进行修改,使得这对组合能同时为两家品牌录音。在EMI旗下卡拉扬的录音活动后来一直持续到1984年,并录制了不少歌剧,另外还有一些不曾为DG录制过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响曲全集。
1961年末,卡拉扬开始为DG公司录制贝多芬的全套交响曲,并在62年完成,即俗称的“红卡”。时至今天,纵然市场上有着难以胜数的贝多芬交响曲全套,但是这套录音依然光彩夺目,饱受赞赏。其实,卡拉扬早在接手柏林爱乐乐团时,就已经开始准备这套录音制作。在第一次美国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号》他在55到59年上演过三次。到了开录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将其他交响曲在音乐会上过了最少一遍。
以同样的精心准备,卡拉扬和乐团在63,64年还录制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而柏林爱乐乐团终于在1963年10月15日迎来了自己的家—柏林爱乐大厅。这座大厅是应卡拉扬的技术标准而建成的。一如瓦格纳为拜鲁伊特节庆剧院在开幕之际所做的一样,卡拉扬指挥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示喜庆。
1968/69年卡拉扬和俄罗斯艺术家合作。一方面他与大提琴泰斗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两次合作,先是携柏林爱乐在柏林耶稣基督教堂为DG录制了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和柴科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并且两人再是会上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和里赫特两巨头为EMI录制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前者获得了《企鹅激光唱片指南》三星带花推荐,后者则获得了三星。
另一方面在该年春季,他与柏林爱乐做了一次欧洲之行。在莫斯科一站,卡拉扬在肖斯塔柯维奇的面前指挥了其《第十交响曲》。这首交响曲是卡拉扬曲谱内唯一一首肖氏作品。早在1959年他就指挥过该交响曲,而到了1966年他为DG公司作了录音。再就是后来1981年,他再次录制了该曲,并作为“卡拉扬金版”系列之一发行。音乐会当天晚上,年轻的指挥家马里斯·扬松斯也在场,他后来回忆到:“乐队作了百分之二百的表现,真是一次难以想象的盛事。”
进入70年代,卡拉扬一方面继续完成他的录音大计,例如门德尔松和舒曼的交响曲全集,马勒的交响曲他则录了4、5、6和9号,而布鲁克纳交响曲全集和瓦格纳的10套拜鲁伊特乐剧则要等到80年代方才完成。另一方面,他则重录了一些经典曲目,例如他个人的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交响曲第三版,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和《马太受难曲》等。
70年代的卡拉扬歌剧主要是威尔弟和瓦格纳两人的作品。他和加拿大男高音琼·维克斯联手,录制了《费德里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奥赛罗》。最后一者,与前面60年代版相比,这一版的演员更佳,特别是两位主角维克斯和弗蕾妮,音乐色彩也更丰富,更具表情。例如杂志《纽约》的评论员阿兰·里奇写到:“无与伦比的”,“本年度最佳歌剧录音”。。而三大男高音也在70年代与卡拉扬展开过合作。帕瓦罗蒂与卡拉扬的合作可追溯回到60年代,两人曾共同演出过威尔弟的《安魂曲》,而在73和74年,两人和弗蕾妮录制了《蝴蝶夫人》和《波希米亚人》。随着卡拉扬1978年再次回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当时已崭露头角的多明戈担任了他制作的《游吟诗人》的主角。而三人中最年轻的卡雷拉斯则和卡拉扬录制了威尔弟的两部歌剧《阿依达》和《唐·卡洛斯》(意大利四幕版)。
1978年,卡拉扬在圣灵降临节音乐会过后,带领柏林爱乐乐团造访当时民主德国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1979年10,(11月?),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北京,演出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和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等。卡拉扬其实本来还打算在紫禁城上演普契尼的歌剧图兰多特,但是没能如愿。这一直要等到后来祖宾·梅塔才付诸于实现。
70年代中,卡拉扬的健康出现问题。1975年,卡拉扬背部剧痛。到了该年的圣诞节,他的情况更加恶化,被送到苏黎世接受手术。这才发现,卡拉扬的椎间盘突出并压迫脊髓,非常有可能因此而截瘫。在名医马伊德·萨米施予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后,卡拉扬逃过一劫。不过,卡拉扬似乎对该手术非常感兴趣,他不但尝试了解手术的方法,事后他还观看了手术的录像。三年后,卡拉扬在去排练的路上中风,并影响了日后其右手活动。
早在70年代末,唱片工业就已经进入CD时代。1978年9月,卡拉扬的一场音乐会就已使用该技术被秘密录制。事后卡拉扬被Sony邀请去评估该唱片的品质。卡拉扬又一次站到了唱片工业的前沿,他被该技术所吸引,并戏称CD以前的时代是“煤气灯时代”。很快在1980年,他就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数字CD歌剧录音——《魔笛》,这也是他本人首次录音时选择的作品。1981年4月15日他成为CD数位音讯系统的国际主席。其数码录音从此陆续出炉:《卡门》,和被誉为“卡拉扬65年磨一剑”的最后《蔷薇骑士》。另外,他的马勒第9交响曲和瓦格纳的珀西法尔还旋即获得了英国留声机大奖。
有了CD这种音频新载体,卡拉扬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经典曲目重录,包括第四次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等。除此之外,他还在1982年成立了Telemondial公司,旨在记录他自己的演出。这一系列的录影的音频部分,遂以“卡拉扬金版”(Karajan Gold)的形式放出。而其录影,无一不是精心准备的杰作,其效果大大有别于一般的音乐会转播视频。卡拉扬在其中采用了多种专业的摄影手法,例如对乐器进行近距离特写,淡入淡出,多角度拍摄等,增加了观赏性。
晚年的卡拉扬,虽然依然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1983年再次因为椎间盘突出而接受手术),却依然醉心于音乐录制事业。84年10月,他获得UNESCO的国际音乐奖。而到了1985年6月29日,卡拉扬更是有一次非常特别的演出机会,他受邀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面前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莫扎特的《加冕大弥撒》。该演出还由Telemondial作了录影,并作了全世界转播。而1987年1月1日,卡拉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出实况被作了世界直播。
1988年卡拉扬迎来自己的80大寿。德国唱片公司以其妻爱利特·冯·卡拉扬的画作为封面,发行卡拉扬100杰作系列以示庆祝。此后,卡拉扬还作了对日本最后一次访问。1989年2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在纽约最后一次演出,演奏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不过此时卡拉扬的健康已明显恶化,这更加重了他和柏林爱乐以及当时柏林的政治人物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红绿联盟”(即德国的SPD和德国绿党)公开批评卡拉扬责任的不到位:缺席音乐家的应聘试奏,越来越少的巡回演出,整个月整个月不在柏林。而卡拉扬无法忍受这一系列批评,于是在1989年4月24日,他书面递交辞呈,推去了在柏林爱乐的职务,从而结束了这对传奇组合的长期合作。此后,他回到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的制作中去。录音已经完成,只待上演,但是卡拉扬的疼痛日益严重,即使是瑞士洛伊克巴德(Leukerbad)的硫浴也无济于事。在萨尔茨堡一次排练期间,卡拉扬抱怨其胸痛。一天后,即于1989年7月16日,卡拉扬在家中接见来访的老友日本索尼公司总裁大贺典雄,两人谈及飞机及音乐出版的事情。卡拉扬要来一杯水并喝下,说道感觉好了一点,然后就倒在一边。卡拉扬就此心脏病发逝世。他的葬礼简短从速,第二天卡拉扬便在安尼弗的墓园下葬,只有亲朋好友知情,而且并无记者在场。
卡拉扬在指挥舞台上活跃70年。他带领过欧洲众多顶尖的乐团,并且曾和柏林爱乐乐团有过长达34年的合作关系。他热衷于录音和导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像资料(到1988年为止他发行超过1亿张唱片约700款录音),包括众多的管弦乐,歌剧录音和歌剧电影,涵括从巴洛克到后浪漫主义欧洲作曲家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如贝多芬的交响曲还被多次录制。卡拉扬在音乐界享有盛誉,甚至在中文领域被人称为“指挥帝王”。
微微低头,紧闭双眼,手执指挥棒,抬起双手,屏住呼吸,空气也在那一刻凝息……每一次站在指挥台开始指挥前,总会看到卡拉扬这副沉默的样子。一刹那间,整部乐曲在脑海形成,一切都掌握在卡拉扬手中。卡拉扬像皇帝一样,驾驭了整支管弦乐团,只等他挥动指挥棒,乐声便随之奏起。1988年3月,在卡拉扬去世前一年,传记作家理查德·奥斯本曾与指挥家卡拉扬有过以下一组对话:
奥:“人们说,当你站在指挥台上开始指挥演出时……”
卡:“是的,我知道。这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身为“指挥帝王”,卡拉扬可谓是面临不少的压力,无知者与嫉妒者对于卡拉扬的批评声也是络绎不绝的。他生前的录音数量,至今无人能比,唱片的销量也是傲绝群雄的。卡拉扬在艺术和商业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观看卡拉扬的指挥录像,在一个的严肃的表情背后,充满的是对音乐的享受。他同样也会被他所指挥的音乐所感动流涕,卡拉扬是极度热爱音乐的,这点丝毫不亚于曾经非常忌惮他的威廉·福特文格勒。他的一生都在寻找最完美的音乐,还未有人能像他一样30年始终忠于同一支管弦乐团,他空前绝后的与自己的乐团融为一体,水乳交融。
卡拉扬力图将托斯卡尼尼的忠于原谱和富特文格勒的即兴发挥融为一体。他的指挥动作洒脱大方,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又细腻精致。追求对音响力度的变化及音乐线条的勾划,在乐队的音色处理上,偏爱于流畅、圆润、透明的效果。他常常通过极端的渐强、渐弱对比来突出作品的戏剧化效果,所以是结构上最精致的一位演绎者。在指挥台上他经常闭目深思,使得乐队各声部之间达到了演奏室内乐般的默契。在他的领导下,柏林爱乐乐团展现出了一种有如金属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
卡拉扬最擅长演奏的是浪漫主义时期德奥作曲家的作品,比如对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马勒、布鲁克纳、理查·施特劳斯,他基本都是权威的演绎者,而对现代作曲家,比如德彪西、拉威尔、西贝柳斯、尼尔森、肖斯塔科维奇等人色彩感强烈的作品,他也有独到的诠释。
卡拉扬热爱体育,经常滑雪,飙车,开船和飞机,还练瑜伽,而且他的记忆力惊人,一贯背谱演出。终其一生,他都与技术结缘,从录音录影到机械,甚至手术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而且他承认自己的个人发展深受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并尽力在他的演出中使用最新的音频和视频技术。卡拉扬以其录音数量之多广,演绎之精彩在指挥界享有盛誉。
奥地利大戏剧顾问马修·帕威和作家克莱尼特都在他们的书中写道,卡拉扬是一个孤独有隔阂的艺术家。卡拉扬圈子里的人并不会叫他赫比(Herbie),而是敬称他作“头儿”(der Chef)。但与卡拉扬在照片上的严肃冷峻相较,小泽征尔认为他很平易近人,每每让小泽以你我相称。小泽并用“很热心的”来形容他。 而在排练时,以及在新歌手听唱时他也会表现出其幽默的一面。
卡拉扬认真对待排练,即使是乐队已经熟习的曲目,他也要求再认真演练。而这种“完美主义者”作风也很受一些与他共事过的人士的赞扬,例如法国的剧院经理米雪·格罗兹,卡拉扬的左右手爱华德·马克尔和卡拉扬的传记作者罗宾逊。
另外卡拉扬通过“卡拉扬基金”,“卡拉扬指挥比赛”的形式带携提拔了很多年轻音乐家,如苏菲-穆特,小泽征尔,钢琴家基辛,女高音贡杜拉·扬诺维兹等等。这些音乐家目前都成为了音乐界的重要人物。而且,卡拉扬也很喜欢教学,并自称能够在两分钟后得出结论,对方是否合适指挥这一职业。曾经师从过两位大师(另一位是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小泽征尔回忆道,卡拉扬在听过小泽的演出后,经常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并总结道“伯恩斯坦指指这里说说那里。而卡拉扬则是位真正的老师。”
对卡拉扬的批评,可以按其所针对的方面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针对其过去纳粹党员的身份,第二种的目标则是他的个人生活,还有第三种意见是对他指挥风格的不满意,属于艺术方面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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