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徐庆全算了一笔叫做“家庭成本”的账。这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应该算作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术语，代表了六十年代初出生有着相似背景的学者年少求学的经历。中国讲究“家学渊源”，民国晚近的学术大家，陈寅恪、钱钟书等人，官宦清流之家出生，一无生存之虞，二不缺获得知识的渠道。家训、家规、家德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

介绍： 徐庆全算了一笔叫做“家庭成本”的账。这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应该算作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术语，代表了六十年代初出生有着相似背景的学者年少求学的经历。中国讲究“家学渊源”，民国晚近的学术大家，陈寅恪、钱钟书等人，官宦清流之家出生，一无生存之虞，二不缺获得知识的渠道。家训、家规、家德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不仅是行为的规训戒律，更是为学的准则和榜样。再看西方贵族的培养，托尔斯泰说三代成就一个贵族，一代摆脱贫困，二代摆脱愚昧，到了第三代才能生活优渥教养优雅。

但是到了徐庆全出生的时期，已经没什么“家学”可谈了。所谓“耕读传家”，但是当运动到来之际，有地还有书的家庭被狠狠打倒，再踏上一只专政的大脚，翻身不得。一致的思维形态，统一的话语体系，传统家学所讲求的做人做事的道理与革命要求的理念背道而驰，所以家学渐渐地消逝于时代的洪流中。对于徐庆全这一辈学者来说，无疑是悲凉的，羞于提起家学，于是徐庆全提出了“家庭成本”这个词，来算一算他的家庭在他的为学之路上扮演了什么角色。

革命语境下的“家学”萎缩成一个仅能读书的环境。徐庆全的父亲能够识文断字，母亲却是目不识丁，前者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后者钦佩读书人，所以他们要求年幼的徐庆全读书。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坚持让自己的孩子识字读书是很艰难的，温饱尚难以为继，更别提上层建筑了。无疑徐庆全是幸运的，他如饥似渴的汲取一切能够接触到的文字，而且由于身体原因，得以避开政治活动，以及一切“学工”“学农”的体力劳动，于是他以有限的知识为养分，度过了那些昏暗愚昧的岁月。今天提起那段时光，徐庆全最记得读《林海雪原》的经历，跋山涉水三四公里到另一个同学家里，饿了就啃一块地瓜或者窝窝头，从早到晚，整整三天，看完了整部小说。有一段时间在家看书太过专注，导致母亲还以为他疯魔了，悄悄把书藏了起来。

因为看得东西多了，徐庆全对那时批判打倒的很多东西产生了疑问，比如批林彪“不读书不看报”，批孔子又说林彪看孔子，这种自相矛盾的政治话语勾起徐庆全的好奇心，直到他后来开始做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和编辑，那时埋下的一些种子，才得以生根发芽。徐庆全将这一切归功于旧时“家学”残存的一股家风，乘着这股微弱的风气，年幼的徐庆全被托上了求学之路。

1977年恢复高考，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学习热潮，中国重新迎来知识和人才的春天。尽管这是一个万里挑一的选拔，还是让无数在农村里、工厂里翘首以盼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比起很多“老三届”，徐庆全相对来说还保留着一点知识基础，但是由于数学实在太差，第一年落榜了。今天谈及高考，徐庆全还是“恶狠狠”地批判数学，“太恶劣了”。

落榜的徐庆全不知所措，就跑到水利队打工去了。如果没有那位叫孙凤诚的老师，今天的徐主编、徐老师可能就变成了“徐师傅”了。孙老师特地寻到徐庆全所在的水利队，希望他返校再次复习参加高考。徐老师的劝慰安抚了徐庆全躁动的灵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会安心待在水利队，早年读书的劲头让他依然渴望更进一步。所以孙老师的到来，敲醒了茫然的徐庆全，他参加了高考并考上了曲阜师范学院，以此报答孙老师的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