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学海求索四十载，秦晖老师如此总结道。在“问题”与“主义”间，他感慨道：

我走过了一条颇为特别的求索之路：一是涉猎面广，在史学领域我研究过的课题纵向涉及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横向涉及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货币金融、宗族社区、农民问题、农村...

介绍： “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学海求索四十载，秦晖老师如此总结道。在“问题”与“主义”间，他感慨道：

我走过了一条颇为特别的求索之路：一是涉猎面广，在史学领域我研究过的课题纵向涉及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横向涉及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货币金融、宗族社区、农民问题、农村社会，还写过有关古希腊罗马、拜占廷、中世纪宗教论争乃至近现代美国、俄国、南非问题的论文。

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制度、社会、文化等"新史学"领域，但也搞过人物、事件、军政进程这类传统史学题目。我用文言写过"乾嘉式"的考据文章，也写过充满数字、公式、表格与曲线图的技术化论文，还卷入过引经据典的理论争鸣。而在史学(通常认为的)领域之外，我还就变革中的中国面临的若干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问题发表过意见，包括调查报告、理论探讨与杂感随笔等。

二是"逆潮流而动"：19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之时，知识界思潮迭起，西学东渐，是个盛行谈"主义"的时代。而我在那时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做着"死学问"，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到90年代伊始气氛大变，"保守"成为美德，"第二思潮"兴起，知识界似乎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我反而在这时"激进"起来，越来越多地由历史走向现实，由"问题"走向"主义"。这是为什么呢?

我自知才智平常，以"博学鸿儒"的姿态到处发言非我所能为。我更清楚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已不再是"百科全书派"的时代，不"由博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我当然更知道由80至90年代的学风、士风的变化，正如这一时期世风、政风的变化一样，有其明显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根源，许多人力求适应于乃至"领先于"这种潮流也是有理由的。但我还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我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我设计好的"奋斗目标"：1980年代初正陶醉于从《嘉兴藏》到稀见方志、钞本遗碑的古文献中，为考究隐秘的史事而追寻吉光、穷搜片羽的我不会想到十多年后自己会去搞社会调查，并对诸如社会公正这类论题投入如此大的关注。

但另一方面，我这条路更不是追风逐潮的趋时之举。多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中国一个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我不知道后人将视我为成功者或是失败者，更不想摆出一副金针度人、启迪后学的架势，只想把一个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公之于众，为后人留下一份"民间叙事"，使他们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