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谈澶渊之盟之寇准（三）

  我很喜欢忠臣，喜欢演忠臣的戏，一般都是正言厉色，对奸佞小人切齿大骂的多，而这个戏却两样，全剧采取的是喜剧处理形式，寇准的性格完全从喜剧出发。这个性格，一半参酌过去传统剧目中的寇准戏，一半根据“澶渊之盟”这段历史事件生化出来。寇准在这个戏里所负担的是社稷存亡的重任，这样一个重大严肃的任务，用喜剧性格来负担，本身也是一个有情趣的事情。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戏有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忠奸矛盾，关键的人物是宋真宗，因而寇准要解决这两种矛盾，也必须首先解决宋真宗的矛盾。在当时，要解决真宗的矛盾，不是容易的事情。太平日久，朝野上下习惯于安静的岁月，朝廷的大臣们，十九惧怕辽兵，割地投降的思想多。真宗本人的惧敌思想，也正是在这样思想影响、包围之下形成的。辽方以突然的行动全面进袭，上上下下，立刻陷入全面的混乱。众人要逃，真宗也要逃。不采取非常的手段，是很难扭转真宗的思想的。在当时，逃难派的实际领袖，是王钦若，所以首先要集中力量打垮王钦若，才能掌握住宋真宗。单是把真宗说服过来同意抗辽，还是不行，必须把他逼上无法逃走的路上，让他亲自领导这个战斗，站到抗敌的最前面，才能比较保险。要不然，在逃难派的影响下，他随时随地都还会溜之大吉，败坏战局的。寇准洞察了朝廷当时情况，断然地向真宗提出御驾亲征的方案，并且立即一把拉住，连回宫看一下的时间都不让，可以想象当时的斗争情况多么紧张而尖锐。后面的过河，以及调出王钦若镇守大名，都是这种情况的继续和发展。演寇准，必须首先彻底理解这个千钧一发的具体情况，才能正确地掌握人物的思想活动，而不至于对寇准的忠心为国误解为不尊重皇帝、专权。

  寇准这样做，是不是冒险呢？是不是如王钦若所说，把真宗当成“孤注一掷”呢？绝对不是。寇准决定真宗御驾亲征，是对于敌我兵力完全了然于心，有着充分的“五日破敌”的把握时作出的，绝不是盲目的行动。在决定这一行动过程中，寇准的思想情况，大致如下：在马继没有回报军情以前，他接连接到边关的紧急军报，这时候，他是有些紧张的，因为他虽然料到辽方是虚张声势，想以突然行动，把宋朝军臣上下的精神打垮，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但是辽邦的军情到底是怎样？他没有弄明白；而朝廷上下，确实被辽方这头一手吓得一团混乱。他在镇静之余，不能不因为一时还找不到制胜的手段而感到焦急，可绝不是矫揉造作。寇准一生，就是没有矫揉造作。这时候，他集中在一个问题的考虑上，那就是这个仗应该怎样打？等到马继回来，辽邦的军力部署，全部了然，他就有了充分的把握。怎么打？择敌人重点，吃掉他。怎么吃？敌人的重点在澶渊，即以大兵向澶渊。敌人是以虚张声势出其不意的手段，恐吓以真宗为首的朝廷的，照样，也反来一个以真宗的御驾亲征，是稳如泰山的，一点也不冒险。因此这一战役的胜利，不是决定于两军对峙打死萧挞览以后，而是在萧后的恐吓手段破产，真宗决定北上时就胜负判然了！

寇准的对于投降派的打击，对于真宗的争取，也是胸有成竹的。他首先了解真宗不是一个糊涂皇帝，他也晓得他内心有矛盾，他有惧敌思想，怕打仗，可是叫他真的抛弃宗庙社稷，拔腿就走，总得考虑考虑。他身上存在着能够争取的条件，可是这种条件不稳定，容易受外力的影响动摇不定，所以必须眼明手快，先将影响他的主力王钦若击垮，然后乘他来不及考虑更多问题的时候，拉着就走。这不是什么圈套，是针对当时情况必须采取的手段。

  这场戏，从封相到起驾，看上去比较大，演起来，也好象有点吃累，但这是艺术上的必不可少的铺垫，在这一场里铺垫齐全，后半部的戏就好演得多了。如果嫌这场戏大，把它分开来，反而不集中。这里还采取了一些话剧的处理方法，边关的紧急，京城的慌乱，金殿和战的争论，都在幕后交代，幕后的戏十分热闹，而前场却只以寇准的活动为中心，简单清楚。

  到了澶渊以后，发展了一场很有情趣也很深刻的文戏。本来一个戏，必须有闹也有静，如果老是敲大锣，闹中无静，是非常犯忌的。武戏是闹，文戏是静，该闹该静，要善于根据整个剧情和艺术需要作出适当的安排。这个地方，利用了寇准的两个条件。一个是朝廷七万禁军，分道渡河，安排部署，尚需费一段时间。一个是镇守澶渊的将帅需要集合一番，谈谈决战计划。这时约摸才二更天光景，离五鼓还远，是一个清闲时候，正好安定一下情绪和心神。除了这个具体时间条件以外，还有两个问题，也很重要。一个是真宗不安心，虽然到了澶渊，但心存畏怯，王钦若现在身边，很可能坚持不下去，突然变卦，又要回转河南，败坏大局。一个是澶渊将士，慑于敌人所宣传的强大攻势，有些惊慌不踏实。这两方面都需要寇准想法子让他们在精神上安静下来，振作起来。根据这些条件和需要，也就决定了寇准必须有一种静的行动，从而演出了一场文戏。这场戏，唱句不少，〔西皮倒板〕起，转〔慢板〕，〔慢板〕转〔二六〕，转〔流水〕，馆驿里面还接一段〔慢流水〕。词句写得很好，有抒情，有叙事，也很有情趣。“一天风雪澶渊境”，用写景揭开这一场戏的序幕，接一句〔散板〕后收住，就转入了〔慢板〕。〔慢板〕先四句：“一不是晋谢安矫情物镇，二不比汉诸葛城上鸣琴；块垒儿在胸中消融未尽，寻快意还须要浊酒千樽。”是抒情。接下来就向老军问话：“北城上可容得寇丞相樗蒲怒掷，妮子们歌舞纷纷？”与老军问答之后，就是听音乐。先听的是军中乐：“军中乐从来是音凄节冷。”再接听村姑歌唱：“今日里山歌竹笛却胜过白雪阳春。”这样，就成为写景、抒情、问答、耳朵听、眼睛看、歌词不断变化，产生了情趣。我们戏曲中，有所谓水词，那种词，唱也罢，不唱也罢，就是缺乏准确的情感变化，没情没趣。在行腔方面，要避免重复，“寇丞相樗蒲怒掷，妮子们歌舞纷纷”和“今日里山歌竹笛却胜过白雪阳春”的行腔容易雷同，前面唱的是一般通用的大众腔，后一句就采用了汪笑侬的《献地图》中“长板坡七进七出杀曹营百万兵”的腔。这样，这两个原本上容易雷同的唱腔，就有所不同，不重复了。接下来转〔二六〕进一步接触到寇准的内心思想。寇准忠心为国，在有些行动和做法上，迫于形势，不得不然，但在旁人看来，总认为他有些专权，独断独行，那些奸佞之流，如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更是百般谗谮，在真宗面前说坏话。而真宗呢？本来既不是太喜欢他，用他做宰相，跟着他一道来到澶渊，并不是心甘情愿，也更不是推心置腹。这些情况，寇准是完全明白的，因之他不能不有所感慨，所以紧扣着上面听音乐的唱词转入了〔二六〕：“愁只愁萧燕燕胸无情韵，纵遇着寇相公她不算知音。”这两句先从敌人方面写起，萧太后是一位不可一世的英雄，寇准在内心里也承认她的。但是要作为自己的知音，还愁她配不上。借宾定主，萧太后是宾，接下来就转到主的正文上来了。“说什么萧燕燕知音不称，到如今满朝中君君臣臣、武武文文，置腹推心，又有几个？”这就把自己的一片忠直孤寂的心情和盘托出。这里前两句，还是以风趣的语气唱出的，后两句就要感慨中略略带有愤激的情绪。但是怎么办呢？“今日里管天下我当以天下为己任，哪管它明日里奸邪谗谮，发挥充军，碎首尸分，九族无存！”这就立刻回到了他的基本性格上去，以一身挑起江山重担，其他一切，在所不计，他是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性格不会有圆满的收场的。一个这样为国家为人民的人，却要等待着一个悲惨命运的到来，这样的人物性格描写就不单薄了。紧接着以一句“一生毛病好任性”风趣地自我批评，来收束住这一大段复杂的思想情感。这一句用了一个〔回龙腔〕，因为上面一大段的感情非常曲折，使一个千回百转的唱腔容易收束得住；并且以上的感情偏偏于愤激，行腔运调近于刚，而〔回龙腔〕曲曲折折近于柔，这样就使得刚寓于柔，和谐舒展了。

  〔回龙腔〕收住了这一段以后，接着“圆场”，滑倒。这一个滑倒的身段，有两个用意，一个是点清“踏雪”的“雪”字，因为这时候正在下大雪；一个是借这个动作把寇准的疾恶如仇的性格写透，特别补出他明明知道自己这样刚下去必然要跟眼前一样“摔大斤斗”，可是也决不愿意稍稍改变自己的作法去躲避不幸。当老军紧张地把他扶起来担心他摔坏的时候，他又是风趣地立刻把气氛转过来。这里先来一个幽默的哑笑，然后指着雪地唱一句〔散板〕：“未提防覆雪之下有坚冰。”这一句是双关语，把小人的谗谮比作看不见的藏在雪底下的冰。接着就立即从正面直抒自己的无法抑制的愤怒感情，唱出了〔流水〕：“只为奸谗怀愤恨，越思越先动无名；但见小人闪鬼影，不见大雪满尘埃，这一跤摔倒理所应。”他对小人的愤恨，连满地大雪都看不见，实在是恨到极点了。走在雪地下看不见雪，把雪都忘了，摔斤斗当然是应该的。这一句“一跤摔倒理所应”也是一个双关语，意思就是说自己这样疾恶如仇，将来栽斤斗也是势所必然的。但是对于这一句的唱法，却又是轻松风趣的。因为不计较一己的利害祸福，是寇准最基本的胸襟怀抱，也就因为他具有这种胸襟怀抱，才能为人之所不能为，作人之所不敢作，把皇帝拉到前线，和敌人斗，和奸佞斗，和皇帝斗，“管天下我当以天下为己任”，而始终也不改变那种乐观风趣的精神。

  馆驿见李继隆一段〔垛板〕，其实就是〔流水〕。这种唱法，在传统老戏里很多，所谓一百单八句，内容多为叙事，唱法象数字，要斩钉截铁。有了这一段，前面的事情就全部交代清楚，总结上文，另起下文，在章法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非常需要的。

  城头上见萧太后，局面看起来很紧张，演出来很风趣，这也是由剧情决定的。萧太后的军情虚实，已被寇准全部掌握，而她还来势汹汹，装出一副吓人的姿势，事情的本身，就非常可笑。寇准下棋饮酒，望北城上一坐，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就很自然地反过来使萧太后犹疑不定，胆怯心惊，结果成为被吓倒的不是被吓的人，而是吓人者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喜剧结构。一直到这一场末了，寇准对着射死萧挞览的张环，先来一个厉声呵斥：“你这一箭哪！”（一锣）再轻声地接念：“放得好啊。”仍然是喜剧手法，结束了全场。这样，这场戏的全部问题都说明白，人物性格也始终统一，贯串到底。

  第八场以后的戏，大部分是围绕“孤注一掷”四个字发展的。按照历史，王钦若在真宗跟前用这句话谗谮寇准，是数年以后的事情。这里，既依据历史，又照顾戏剧。一方面把这数年以后的事情安排在王钦若被迫出镇大名时，一方面还要借助戏剧手段反复地把这句话的恶毒性告诉观众知道。这四个字是相当险毒的，在封建时代的帝王，最怕人不尊重他，损害他的至高无上的尊严。真宗到澶渊，心里早有寇准专权对他不够尊重的想法，这四个字正好触犯他的心病，一个帝王，竟被臣下当成孤注一掷，还有什么尊严存在？因而寇准的必然要遭遇到的悲剧命运，就在这四个字上表面化了。这个戏的寇准也就注定了喜剧出发，悲剧收场。寇准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周到的：怕王钦若留在家里出毛病，制造事端，影响战局，特为把他带着一道走，放在身边，便于监视；到了澶渊，还怕他在胆怯的真宗跟前嘀嘀咕咕，使千钧一发之际动摇大局，因而决定把他弄走，不留根脚。可是他留下四个字来，人走了，毛病照样出。古人说，谗口铄金，积毁销骨。王钦若这四个字，就完全起了这样的作用。这是寇准所不曾料到的。这里对寇准的描写，实际上也包含一些批判的意思的。顺风蓬不能扯得太足，一个人自以为处处胆大心细，但只要有一点想不到，也会出毛病。刚直的人总是讨皇帝的厌，而奸臣一定讨皇帝的喜欢。到末了，你虽然披肝沥胆，他只要一句话就叫你落不到好下场。丁谓、陈尧叟当真宗的面讲寇准专权，重复王钦若那四个字，说寇准“胜了名扬天下，败了江山休矣”，以激怒真宗。毕士安叱责他们，说“寇准哪一点不为国家着想，哪一点为自己扬名？”也挽回不了真宗的心意。在真宗斥责寇准，决意赔款讲和以后，寇准唱：“叹寇准少世故恭顺无能。我岂不知君王心不喜寇准，王钦若人虽去魂魄未行。”这几句话是寇准内心愤怒的表白，也是对于真宗、王钦若跟自己三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总结。可以想象，一个以刚为性格特征的人，碰上了这样的打击，是怎样的不平和激愤。真宗去后，寇准问毕士安：“燕云十六州之地，与寇准人头孰重？”又问毕士安赶到澶渊“为着何事”，以及接唱“叫寇准送掉了故土燕云”，一方面仍然表现他的刚，一方面也表现他一肚皮气愤，不得不在毕士安头上发一发。可是即使真宗这样无情，连“再言者斩”也说了出来，而寇准还是命令曹利用，不得以百万金帛议和，如果超过三十万回来定要杀头，这就表明寇准的刚、寇准的要真宗亲征以及所采取的手段，都是忠心为国，都是不得不然，丝毫也不是为着自己。

  末一场的“还盔”，是虚构的情节。这个情节，主要是想通过它来证明寇准对于这一战役敌我军力估计的正确性。萧太后所采取的战术，主要是一个“诈”字。明围猎，暗发兵，这是诈；二十万兵称百万，也是诈；听到真宗亲征，命令萧挞览张起灯笼火把，自己赶奔澶渊，想把宋真宗吓住不敢过河，还是诈；打了败仗，不得不低头求和，反而提出三个条件以为威胁，仍然是诈。萧太后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贯串了这个诈字。而真宗恰恰到最后还是受了诈，同时也揭露了真宗的被诈。这一个盔等于一颗炸弹，同时炸了两方面。萧太后只有接受了还盔的耻辱，而不敢拚一个水落石出，这就说明她的军力不足与宋朝抗衡，她的诈也就彻底失败；宋真宗眼看着萧后受下了这场羞辱，含羞而去，也就证明自己上了当，挨了诈。一切全都明白了，寇准预先写好的请求出镇大名的本章，也就跟着出现。这个本章，一方面说明寇准的远见，知道自己在真宗心目中所处的地位；一方面更进一步说明他的刚，他的手段，不是为着自己。这其后有两句最悲惨的话，寇准对送别的高琼、李继隆说：“文武齐心同御敌，眼前依旧汉旌旗。”眼前的山河无恙，可是保护山河无恙的人，却不得不望着临风飘拂的大旗，一鞭残照，出镇大名。但是大宋的河山毕竟是保全了，侵略者遭到了可耻的下场。靖康之难，没有提早到来，虽然澶渊之役的结局对寇准来说笼罩着悲剧色彩，但终究不是悲剧，所以在结尾的手法上仍然归于风趣，用两个村姑在夕阳残雪中的骊歌一曲，为丞相送别，以表现当时人民对于主持这一次抵抗辽邦侵略的寇丞相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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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麟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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