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1991年，《炎黄春秋》创刊，有评论《炎黄春秋》“大胆讲真话”，但是敢不敢讲真话，如何讲真话，始终是个困扰。无论何时，国家威权始终悬在著史者头顶，即使到了转折年代，这个压力有所减缓，但是威权史观并未丧失其市场。所以，创始人之一萧克将军给这份刊物定下了“求实存真”的基调，即所谓“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史学家...

介绍： 1991年，《炎黄春秋》创刊，有评论《炎黄春秋》“大胆讲真话”，但是敢不敢讲真话，如何讲真话，始终是个困扰。无论何时，国家威权始终悬在著史者头顶，即使到了转折年代，这个压力有所减缓，但是威权史观并未丧失其市场。所以，创始人之一萧克将军给这份刊物定下了“求实存真”的基调，即所谓“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德”概念，“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炎黄春秋》是否已“德才兼备”但由后人评说，但是创刊以来吸引了大批高层次撰稿人和量大稳定的读者群，也许是《炎黄春秋》这份愿意说真话的“胆识”的最佳例证。

1994年，徐庆全进入《炎黄春秋》做编辑。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到当代中国历史的重新解构，跨越不可谓不大。当代人书写当代史，最大的困难在于主观臆断。蟋结于意识中的观念被不知不觉发动，“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对于这种疑问，徐庆全认为，著史就是拼图，他把他所有收集到的资料拼起来，不能说重现历史，但是也要尽力做到还原亲历者的口述经历。这种还原不仅是作为一个编辑的职业道德，同时也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

徐庆全考据史料的出身已经为他奠定了“辨识素材”的基础，然后如何“恶补”缺失的中国近当代史知识就是他进入《炎黄春秋》要做的第一件事。五十块钱包一辆面的，杀到风入松书店，拉回一车带着“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等关键词的书，接着他犯难了，书太多了，“我发现这个书一两年读不完”。

所幸，《炎黄春秋》为徐庆全提供了很好的进步空间，撰稿人的历史亲历者、甚至是创造者的身份给他在编辑整理素材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听老一辈讲故事能将徐庆全快速带入历史场景中，去感受和理解那些已经过去的岁月。但是这种倾听并非坐下来凭空地聊天，在采访亲历者之前，徐庆全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比如采访萧克，那么采访前就必须整理完成萧克从长征至今的史实。这个工作难度很大，其一是基础知识缺乏，其二不知道要怎么补这些缺乏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我顶住了，那段时间我是整天就看，要去采访谁我就看他的书。”徐庆全很轻松地讲着这段经历。

九十年代前半期，三十多岁的徐庆全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穿胡同而过，去寻访那些住在四合院里的老同志们，然后听他们讲故事。采访完成有时已是华灯初上，站在初具现代都市规模的北京街头，徐庆全总会恍然，不知今夕何年。亲历者们娓娓道来的过去，跳出了冷冰冰的文字和带着框架的结论，让历史活了过来，徐庆全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些年岁中，自己也成了一个“亲历者”。

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的学习和研究，让徐庆全对中国当代史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范围更窄的研究方向，即当代中国思想意识邢台的研究。他以中国当代文化和思想界比较有名的人物为切入点，将他从前十年所学习到的研究方法运用其中。徐庆全选择了周扬，这个从延安时代一直到文革时期都是“喉舌”的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以他为圆心画圈，采访了其径内所涉及的人物，逐渐勾勒出大时代变迁下中国文艺和思想的前行路径。

徐庆全很喜欢罗大佑，“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但是过去的历史在徐庆全研究的亲历者口中沉淀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