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adimir Vysotsky简介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1938—1980，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Высоцкий）是苏联著名诗人、戏剧演员和音乐家。自1971年起，维索茨基开始在塔甘卡剧院饰演哈姆雷特，成为“70年代世界上最优秀的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之一”，并因在电影中的出色表演荣 获过国际电影节大奖和苏联国家奖。同时，他还是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吟诗歌的主要代表，因得不到公开出版，其行吟诗歌只能通过普通录音机相互转录的形式在数以千万计的听众中间传播。大量事实和持续至今的争论说明，他既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亦有为民请命的一面。尽管争论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其观照生活的独特视角，他的诗歌创作成为那个时代生活的真实缩影和百科全书。维索茨基的悲剧命运、诗人情怀与演员的面具特征反映在演艺生涯的多个方面和诗歌创作之中，揭开这层面纱，可以发现，面具与真实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中有机结合，相辅相成，这构成了六七十年代苏联文化的一道特殊风景。 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人类首个宇航员加加林，歌唱家、演员和诗人维索茨基，二战苏军将领朱可夫是最受俄罗斯人推崇的本国20世纪偶像人物。

详细介绍

苏联时代极富盛名的创作歌手、诗人和演员，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尽管苏联官方文化机构几乎无视其作品，但他生前还是取得了非凡的名望，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俄罗斯的流行音乐家与演员试图效仿这位曾经的文化偶像。
Vladimir Vysotsky一生写下的600多首歌曲几乎触及了任何想象得到的主题。他早年的创作被称作逃犯歌曲（Outlaw songs），这些作品根植于莫斯科普通平民的故事（罪犯生活、娼妓与酗酒等）以及古拉格集中营的生活。这一阶段之后，Vysotsky开始演唱主题更为严肃、且往往讽喻意味浓厚的歌曲，其中许多都有关战争。然而，这些歌曲并未美化战争，而是将听者置于一种强烈的情绪中，令人体会到生命垂危的极端境遇。
作为诗人、歌手，Vysotsky并未得到官方的承认，但他随时随地都在演唱，他的足迹遍及剧院（他所工作的地方）、大学、私人公寓、乡村俱乐部以及户外等各类场所，一天当中举办好几场演唱会对他来说则是常事。他睡眠很少，往往利用夜间进行写作。晚年还得以在苏联境外演唱，在巴黎、多伦多和纽约都举行过演唱会。
由于一些少数的异议，Vysotsky无法在Melodiya（在前苏联音乐工业居垄断地位的著名唱片公司）出版他的录音。然而，他的歌曲仍然通过业余爱好者、低音质唱片和磁带得以传播，并最终受到广泛的欢迎。苏联宇航员甚至还带着录有他歌声的磁带上天。除了一首在1975年发表的诗作以外，他的所有作品均为嗣后出版。
Vysotsky的遗体被安放在Taganka剧院，即葬礼的举行地。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纷纷离开体育馆（歌手去世时正值俄罗斯举办奥运会）参加葬礼。尽管没有官方数据统计，不过据估计，超过一百万人参加了Vysotsky的葬礼，其规模与2005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葬礼相当。一名地下歌手的去世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这实在是苏联当局所始料不及的，他们甚至在莫斯科出动了军队以防止可能的骚乱。
从1958年第一次演唱算起，到1980年去世前的二十二年中，维索茨基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九次演唱活动。起初，人们私下用录音机转录维索茨基演唱的录音。后来，官方默许他举办个人音乐会，他的足迹遍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更多的人可以当面聆听他的演唱。此外，他还借出国拍电影、剧团巡演的机会在匈牙利、波兰、英国、法国、保加利亚、墨西哥、德国、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演唱过他的行吟诗歌。尽管诗人近六百首诗歌中生前仅有一首得以发表，且大多数演唱会没有海报宣传，但这并没有影响维索茨基演唱的歌曲在苏联的每一个角落传唱，人们像熟记19世纪的经典诗歌那样熟悉他的作品。作为演员，维索茨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赢得官方的迁就；作为诗人，他在承受不时的打压的同时，能够唱出人民的心声,揭露时代的阴暗面，呼唤民主、健全的生活和人们的良知。
俄罗斯历史上，行吟诗人的地位十分特殊，克雷摩娃曾对此进行过分析：社会需要而又轻视之，行吟诗人既能得到慷慨的施舍，又要遭受任意打骂。维索茨基正是这样一名行吟诗人：长期活跃在苏联的戏剧舞台和电影屏幕上，备受人民的欢迎，却又要经受经常性的打压和批判；官方默许他在苏联境内和国外举办个人演唱会，却禁止张贴海报和公开出版其诗歌作品。可见，行吟诗人的身份特征在维索茨基身上有着鲜明的印记。维索茨基将演员与诗人两种身份合二为一，这本身诠释着他作为行吟诗人的人格属性，而且他自觉认同自己的身份，并意识到身上两个自我的存在和矛盾。所以，我们在维索茨基的诗歌中经常可以发现潜台词的出现以及诗人对“中立地带”概念的珍视。
该剧院继承着梅耶霍德和布莱希特留下的传统，以鲜明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精神价值取向著称，加之西蒙诺夫、阿勃拉莫夫、特里丰诺夫、索尔仁尼琴、奥库扎瓦、阿赫玛杜琳娜、沃兹涅先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关注和参与，在剧院内外营造出一种开明、思辨、勇于开创的氛围。作为总导演的柳比莫夫就擅长从寻常事物和现象中发掘新意，主张以新的视角审视现实。在其领导下，排演过革命题材的《震惊世界的十天》和其他很具挑战性的剧作《哈姆雷特》、《马雅可夫斯基》等。
电影导演盖纳迪·鲍罗卡曾和维索茨基一起拍摄过电影《武装干涉》。据他回忆，维索茨基曾在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的圈子里演唱，甚至在勃列日涅夫家族的婚礼上演唱过。1968年秋天，维索茨基为苏共二十一大代表演出反映十月革命事件的《震惊世界的十天》。1969年他出演电影《危险的巡回演出》，该片讲述在革命前的岁月里，一帮演员帮助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武器从国外转移至俄罗斯的各个城市。1979年，维索茨基曾在五集电视连续剧《碰头地点不变》中饰演经验丰富的肃反人员热戈洛夫。维索茨基本人很喜欢这个角色，该电视剧讲述的是战后莫斯科警察的工作。
1971年维索茨基演绎哈姆雷特获得成功，这成为他演艺生涯和诗歌创作的里程碑。在哈姆雷特主题的影响下，维索茨基充分发挥炉火纯青的诗歌技巧，在作品中展开对生与死、个人与社会、战争与和平、责任感和全人类命运等重大命题的思考，写出了富有哲理的诗篇如《走马比赛》、《天堂苹果》、《地平线》、《任性之马》、《讲小人物的诗》、《奔赴天堂》、《中断的飞行》等。
作为演员的维索茨基为自己赢得演艺成就的同时，更重要的在于赢得了向人民吐露心声的机会,即展现其作为行吟诗人为民请命的一面：“我站到麦克风前，就像走向圣像，不！不！今天，这完全是去堵枪眼。”这些歌曲好似呐喊，是心灵的呻吟和心脏的破碎声。亚历山大·戈拉特尼茨基认为，维索茨基反映了残酷的英雄时代。他利用这些短小的歌曲，巧妙地反映了整个时代：从悲惨而充满英雄气概的战争岁月（《惩戒营》、《群星》、《在野战医院》）一直到当今的现实生活（《病历》、《施弗曼小熊》、《电视前的闲话》）。
按照俄罗斯历史上行吟诗人的社会定位和心理特征，“中立”应是维索茨基的最高选择，他对死亡的预感和轻视均源于对行吟诗人传统命运的认识。在其诗歌代表作之一《快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中，维索茨基以“在中立的水域，我们潜入水底……可在这儿，我们自由自在，这可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开始，最终以全体成员的灭亡结束该诗；在另一首讲述中立地带的诗歌中，开篇时的美好（“在中立地带盛开着鲜花，那真是异常美丽的奇葩！”）同样以两对年轻男女的不幸告终。在两首关于“中立”地带的诗歌中，故事都以灭亡为最后的结局，这绝非巧合。“中立”地带的不存在对维索茨基形成了一种暗示，使他对自己的结局有了清晰的认识。由于多种压力同时袭来，1980年7月25日维索茨基因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人世，年仅四十二岁。维索茨基在奥运会比赛高潮期间去世。官方虽然不想允许为诗人举办追悼会，但又担心因此会出现骚乱。于是，勃列日涅夫接受了身边人士和女儿的劝说，同意为其举办告别仪式。曾组织批评维索茨基的俄罗斯文化部也为之敬献花圈，正说明官方在处理维索茨基问题上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1980年7月28日正值莫斯科奥运会高潮。在没有公开通知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地从苏联各地赶往莫斯科塔甘卡剧院，在炎炎烈日下排成绵延五公里长的送行队伍，与维索茨基告别。在维索茨基的追悼会大厅里，既摆放着俄罗斯文化部、苏联电影艺术家协会和首都其他剧院敬献的花圈，也有业余歌曲创作者俱乐部和其他文化组织敬献的花圈。1985年10月12日在维索茨基墓地立起纪念碑；1989年莫斯科建成维索茨基国家文化博物馆；1995年7月25日，莫斯科斯特拉斯特内街心公园举行维索茨基纪念碑落成典礼。截止1998年诗人诞辰60周年，在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等国已有12条街道以维索茨基的名字命名,俄罗斯境内建有8座维索茨基纪念碑；1974年俄罗斯天文学家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也以维索茨基的名字命名。作为人民心中的偶像，维索茨基生前和身后一直深受欢迎。同时，来自官方的奖励和“支持”也使拥戴他的人们有一种困惑。尽管存在着大量的事实，说明维索茨基曾向官方“求和”，但人们宁可相信那是流言。实际上，官方对大胆揭露和嘲讽社会丑陋现象的诗人不断压制，同时对他持一种迁就与默许的态度。
1980年7月25日，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辞世。维索斯基对于俄罗斯人来讲，不仅仅是一个演员、诗人或者原创歌手，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一个时代的象征，他象征的是俄罗斯民族的良知。如果说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叛逆的时代，那么维索茨基就是划过着个年代的一道闪电。他逝世的时候，人们组织了自发的悼念活动。酷暑之下，前来吊唁维索茨基的人群排了长达5公里。至今在俄罗斯，维索斯基还拥有成千上万的崇拜者。
1938年维索斯基生于莫斯科，1960年毕业于丹琴科艺术学校，同年成为莫斯科普希金剧院的演员，1961年至1964年按照演出合同奔走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各电影摄制组，从1964年在莫斯科塔甘卡剧院演出直至逝世。
受到俄罗斯原创歌手布拉塔·奥库扎瓦的影响，维索茨基开始自己创作歌曲。但当时维索茨基并没有太看重自己的音乐。从1965年以后，广大崇拜者熟知的维索茨基才渐渐成型：1971年在塔甘卡剧院因饰演了哈姆雷特，维索茨基的舞台形象永远定格在这个丹麦王子身上，他成为70年代世界上扮演哈姆雷特的最优秀演员之一；1978年饰演了电视连续剧《碰头地点不变》中的肃反人员热戈洛夫，他的这个银幕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剧中的许多台词已经约定成俗，成为现代俄语中的日常用语。而维索茨基在60-70年代一共开了1169次演唱活动，他的足迹遍布苏联，还在国外演唱过行吟诗歌。尽管当时的苏联当局对维索茨基的创作持打压态度，禁止发表、刊登维索茨基的诗歌，禁止对维索茨基的演唱会进行宣传，但维索茨基的歌曲却传唱在苏联的每一个角落。这正是因为他的歌曲揭露了时代的阴暗面，他用自己的歌声呼唤民主、健全的生活和人们的良知。
在维索茨基的歌曲里充满了悲情、勇气和智慧。他从不在自己的歌曲中肯定什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心灵的矛盾。如同许多真正的勇敢者，维索茨基蔑视权威，蔑视死亡，大胆质疑生活中的不公正现象。正如同他声嘶力竭的演唱风格，他的歌曲本身就是对真情的呼唤，听到他的歌曲，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同情，怜悯和悲伤。或许这是行吟歌曲这种音乐题材的街头来源所打下的烙印，因而维索茨基的歌曲在真正意义上是属于民众的。
维索茨基的许多歌曲都可以成为一个小型的情节剧。在这些歌曲里，维索茨基自问自答，质疑人生。在他的歌曲里可以看到各种人物：从囚犯、强盗到士兵、警察，从运动员、海员到司机-正是因为他成功地塑造了芸芸众生的真实形象，所有这些人都认为维索茨基是自己真正的心灵偶像。在60-70年代的苏联，维索茨基大胆创作了强盗、囚犯以至狼这样的反叛者形象，以此揭示生活中丑陋现象的深层原因。他写道："我们的四肢敏捷，牙齿锋利 // 头狼，请回答我们的问题 // 我们厌倦了对枪口的恐惧 // 为何我们不能打破禁忌？// ......（《猎狼》，1968年）
正如维索茨基歌曲描绘的故事大多以美丽而又凄惨的灭亡作为结局，诗人维索茨基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年仅42岁。
演员·人·诗人
有一次维索茨基要去列宁格勒（现已恢复旧名彼得堡——作者注）拍片，因在莫斯科有演出，剧组允许他在开拍的当天赶乘早班飞机飞到列宁格勒。因突遇暴风雪，民航班机不能起飞。维索茨基显得神通广大：“我找了军队的小伙子们。他们在这种天气也能飞。”这样一些资料和事实表明，维索茨基以演员的身份融入时代，并参与官方的思想宣传活动。显然，这是官方对他的“过激”行为持迁就态度的原因之一。
尽管维索茨基敢于揭露生活中的丑陋，大胆鞭挞现实中的不正常现象，但更多的资料显示，维索茨基不可能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2002年，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苏联秘密档案展览会上，首次披露了维索茨基1973年写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写这封信之前，维索茨基曾专门拜访了时已下台的赫鲁晓夫，咨询自己应该向谁寻求帮助。这件事在赫鲁晓夫和维索茨基的好友达维特·卡拉别江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载。由于经受不住压力的煎熬，维索茨基终于给赫鲁晓夫推荐的捷米切夫写了信。捷米切夫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文化部部长。多年来，人们围绕维索茨基拜访赫鲁晓夫的真相一直猜测不已，维索茨基信件的公开可以揭开这一谜团。该信曾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备案，卷宗号为№63382，登记日期为1973年4月17日。为使人们对维索茨基信中内容有全面的了解,现将该信全文转录如下：
我成为新闻媒体和俄罗斯文化部关注的对象，并受到不友善的对待。我无法与自己的听众进行合法、公开的交流。我试图通过演出管理机关和文化局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均没有任何结果。所以，我向您求助，这关系到我的创作，也就是说关系到我的命运。
您可能知道，在国内很难找到一台不在播放我的歌曲的录音机。我一直在恳求：让我能够和观众实地交流，遴选可用于演唱会的歌曲，形成一个可获批准的节目单。
为什么我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我具有公民责任感的创作被当作业余文娱活动?
我为自己的创作而对国家负责，尽管没有广播、电视和演唱会管理机构的宣传，全国都在听、唱我的歌曲。可我发现，出于没有远见的谨小慎微，那些应该直接解决这些问题的文化官员打断了我遵循传统进行演唱的创作努力。
这就纵使人们将许多假冒伪劣的录音归到我的名下，说到底我的歌曲充满着乐观精神，我讨厌“蒙难者”的角色，讨厌强加给我的那种“受迫害诗人”的角色。
我对自己进行总结，并认识到有人对我的创作很不习惯，但我更清醒地认识到，我可以成为思想宣传的有用工具，不只宣传可以接受的思想，还有我们社会迫切需要的思想。
我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和听众，相信能够通过行吟诗歌的形式和他们接触，而其他的艺术家几乎无人从事这种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最初的几年中我接受官方的建议，为库兹巴斯的劳动者演出。我愉快地接受这一建议，并可以说不遗余力地去表演。演唱会取得了成功。演唱会结束后，工人们赠给我专门浇铸的钢质奖章表示感谢，苏维埃领导对我的演出表示感谢并邀请我再去。我兴高采烈地回到莫斯科，因为有一种希望，即我的活动终于可以走上前台。
罗曼诺夫（报纸主编）在《苏维埃文化报》上发起对我的污蔑和侮辱性的诠释，像以往有过的那样,这会成为一个对我发起攻击的信号。
在航天城、大学生宿舍、大学教室和任何一个苏联工人居住区，都可以听到我的歌曲。我受到如此欢迎，当然可以使自己的才华服务于我们社会思想的宣传。
奇怪的是，只有我一个人关心此事。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否想通过封上我的嘴巴或对我进行公开侮辱来解决问题?
我只想成为一名为人民而创作的诗人和演员，为那些我爱着的人民创作并表现他们的欢乐与痛苦。
说到我与众不同，这可能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领导的关心和同情。您的帮助将使我有可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更为显著的利益。
当然，“领导的关心和同情”不可能等到，信被转给苏共中央负责文化事务的图玛诺娃。两个月后，她作出批示：维索茨基违反了演出规定，因为他没有相关的证书；对安排维索茨基演唱活动的新库兹涅茨克剧院经理巴拉捷茨和州文化局局长库罗奇金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州委员会同意《苏维埃文化报》对维索茨基的批评，并将这一答复刊登在《苏维埃文化报》上。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维索茨基对苏联当局的策略。维索茨基拒绝接受外界加给他的“受迫害诗人”和“蒙难者”的身份，并表态要“成为思想宣传的有用工具”，但仍坚持为自己的创作留有余地：“不只宣传可以接受的思想，还有我们社会迫切需要的思想。”
尽管官方经常对维索茨基进行打压，但同时也有许多资料说明了对他的迁就。尽管诗人近六百首诗歌中生前仅有一首得以发表，且大多数演唱会没有海报宣传，但这并没有影响维索茨基演唱的歌曲在苏联的每一个角落传唱，人们像熟记19世纪的经典诗歌那样熟悉他的作品。作为演员，维索茨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赢得官方的迁就；作为诗人，他在承受不时的打压的同时，能够唱出人民的心声，揭露时代的阴暗面,呼唤民主、健全的生活和人们的良知。
以演员身份出现的维索茨基可谓光彩照人，凭高超的演技而多次获奖并赢得艺术界的认可，同时还使官方不得不默认他的成就而作出一种高姿态。
维索茨基曾介绍过他对创作的看法。他认为，观察生活的角度比生活阅历的多少更重要：“为了创作，人需要拥有想像力。当然，一个人就是全部依赖事实来作诗或创作，他也是个艺术家。这样的现实主义过去有，现在仍然有。明白吗?但我更赞成斯威夫特，更赞成布尔加科夫和果戈理。生活经验?试想，二十六岁的莱蒙托夫怎会有规模如此巨大的生活经验?关键是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维索茨基观察生活的秘诀在于他有一种体验他人感受的能力。在他的诗歌人物之长廊里，既有囚犯、小偷和强盗，又有飞行员、步兵、登山队员、潜水艇战士、运动员、淘金者和警察等英雄人物。因为擅长对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进行细腻的观察和描摹，维索茨基的诗歌获得令人叹服的真实感与统摄力。他创作的战争歌曲让许多参战士兵相信他是自己的战友，而实际上战争爆发时他才三岁；他写的登山队之歌如此真切，以致登山队员认定他是自己的同行。维索茨基善于捕捉社会诸多领域的生活现象，将零散的画面聚拢在一起，以此准确地展现出一个时代的全貌。
维索茨基的诗歌创作与其演艺生涯紧密关联。1964年他获得时任剧院总导演的柳比莫夫赏识，加盟塔甘卡剧院。从某种程度上讲，塔甘卡剧院不仅为维索茨基提供了演出的舞台，还促使他更加执着地用另一种眼光观察生活，加强了其诗歌对丑陋、荒诞现象的揭露和嘲讽。为全面反映现实，在那个忌讳暴露社会阴暗面的时代，维索茨基大胆地创作了监狱题材的诗歌，旨在揭示导致生活丑陋现象的深层原因。因此，60年代末在《苏维埃俄罗斯》、《秋明真理报》等报刊上陆续出现攻击维索茨基的文章，有人公开指责他“代表那些酗酒分子、惩戒兵和罪犯，代表那些有缺陷、有残障的人们歌唱，那是些厚颜无耻、逍遥法外的流氓”。维索茨基以悲剧意味浓厚的《猎狼》一诗进行回应。
著名的《猎狼》用拟人的方法展开，用以强化诗歌内部冲突的效果。主人公时而将任人宰割的个人命运归咎为幼时吮吸母狼的奶：“狼不会把传统丢弃，//显然，儿时我们这些无知的东西，//在吮吸母奶时也吮进了禁忌：//无论如何也不能越过小旗！”小狼时而反问头狼为何不尝试冲出小旗圈定的围猎区（“我们的四肢敏捷，牙齿锋利，——//头狼，请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向枪口奔趋，//而不去尝试打破禁忌?！”）。真挚的情感使他的诗歌直接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准确地描绘出当时的社会心理，作品的成功甚至也赢得来自对他实施弹压一方的共鸣：“官员们?他们最先从爱得发疯的孩子手里拿到录音带。他们将维索茨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听了《猎狼》，同样不合规矩地哭了起来。”
维索茨基的创作直接以琐碎的现实生活为素材，其创作多是生活中的有感而发，对苏联停滞时期的社会荒诞现象的刻画就更加真实，更具说服力。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大背景下，针对苏联境内的反犹太运动，维索茨基创作了《反犹太分子》一诗，剖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荒谬。诗中刻画了一个几乎没有思维能力的人,在盲目信从他人谬论的同时，面对不容置辩的事实又困惑不已。这个“没有主见”的主人公既想做个反犹太分子，又觉得愧对自己尊敬的爱因斯坦，更不知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中间，卡普勒曾遭斯大林蹂躏，//他们中间有我尊敬的查理·卓别林，//法西斯的牺牲品和朋友拉比诺维奇，//甚至还有那个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行为的悖论特征使人物内心的冲突更趋激烈、尖锐，充分暴露出反犹太运动让人啼笑皆非的荒诞逻辑。在诗歌的最后，这一荒诞逻辑继续推进：主人公终于克服了内心的矛盾，为自己加入反犹太运动找到了借口（“有一次在啤酒馆伙伴们跟我讲，//古时他们将上帝钉在十字架上”），并满怀豪情地为实施抢劫和暴力活动作准备（“我要拯救俄罗斯，痛打犹太猪！”）。将犹太人对基督教的贡献反说成他们对上帝的迫害，在逗人发笑的同时，无疑会唤醒人们的良知。
因为有两个“我”的存在，维索茨基的创作通常都具有双重含义。对此，维索茨基在诗歌中曾有过直接的阐述：“审讯中，整个大厅注视着我的背影。//您——检察官，您——公民法官，//相信我，不是我将橱窗打破，//而是那卑鄙的第二个‘我’。”两个“我”的存在产生的矛盾不仅反映在维索茨基命运的二重性上，同样也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中。1965年维索茨基在一次演出之后，在因观众表现出很高的理解力而让他激动之余，曾声明“听了我的歌曲，可别认为，我本人就是那样！绝对不是！”。不仅如此，维索茨基还在诗歌中公开暴露这一矛盾心理：“按职业，我是一架增强器，//受着谎言的罪，我却又让它变本加厉！”“大清早我从人民中出来，//就不再回去，即便让我回去。”无怪乎一直有人指责他，认为他是停滞时期谎言的鼓吹者，是欺骗和迷惑民众的骗子。对此，苏联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的评价应该说比较公允和深刻。叶夫图申科曾称赞维索茨基为从事歌曲创作的左琴科，将另一位行吟诗人奥库扎瓦誉为背着吉他的契诃夫。叶夫图申科在献诗中表示：他为那些我们蔑视的人，在地狱和天堂之间奔突是多么可怕。侥幸的是录音机不会偷走我们临死之前的呻吟……
维索茨基拥有演员、人、诗人等多重身份，这体现着历史上行吟诗人的传统特征，并直接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和个人命运。维索茨基个人身份的多重性丰富了其观察生活的视角，使他的诗歌既不同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又不同于苏联的反乌托邦文学。维索茨基及其行吟诗歌作为六七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特有现象，真实地再现了苏联在短暂“解冻”之后转入停滞时期的社会现实。诚如扎拉图欣所讲，维索茨基是整个时代的履历。